國內政治

歷史會記住這三位法官名字

2017/04/03 by 筆震編輯室
歷史會記住這三位法官名字
「三一八學運」當初占領立法院,被控妨害公務等罪的廿二名被告,獲台北地院判決無罪,判決見解將該運動完全定義為「公民不服從」行動,幾乎全數豁免於當前法律規範。請記住,這個判決雖然只是一審法院見解,但它造成對台灣法治精神的傷害,卻遠遠難以估計,歷史應當留下一筆紀錄。
 
誠如本論壇先前社論《無誠無法,無以報國:三一八學運的階段性論定》所述,「三一八學運」對台灣帶來最大的傷害,是在對法治精神的戕害。蔡政府上任後,行政院長林全的第一件公文簽的就是對侵入公署的太陽花撤告,林全還說,太陽花事件是政治事件,不該單純用法律問題來看。這個說法,為台北地院這個備受爭議的判決打開了序幕。
 
我們完全可以理解,甚至認同「三一八學運」作為一個政治運動,儘管出發點不見得誠實(以反黑箱號召,後來一夕數變),但有其運動的存在正當性與能量。然而,該運動的行為外觀,是侵入國家中樞政務機構,佔領國會殿堂數十天,在任何民主國家,這都是不能被接受的事,也是明顯違法的行為。政治歸政治,法律歸法律,運動訴求再有正當性,該有的底線還是要有。
 
如同司法院長許宗力當年在《試論民主法治國家的「市民不服從」》文章所說,抗議行動之所以稱為「不服從」,是表現在觸犯法律規範這一特徵上。國外倡議此說的學者,也多認為抗議行動是以「接受法律懲處」為前提,來進行其不服從抗爭。換句話說,所謂「不服從」是以違法來表現,法官可以憫其政治訴求,予以最輕度判決,焉能反過來,以所有要件均無違法來為政治運動妝點?
 
來看看台北地院的判決,最明顯的妨害公務罪,法官竟認定對警方有丟擲物品,或強暴脅迫行為,警方沒有「心生畏怖」,包含「推擠員警」行為,並不是出於妨害員警執行勤務的惡意。試問,這樣因人設事的判決邏輯,如何能說服廣大民眾?包括「煽惑他人犯罪」部分,法官認為民眾是「自發」前往立院,卻漠視當時號召排班「長期抗戰」的事實,同樣的法律,可以做扭曲解釋至此,當真是天下奇觀。
 
為了賦予「三一八學運」合理性,台北地院法官煞費苦心,找了國內外學說「公民不服從」的七大要件,想要為此判決增加論述性基礎。殊不知,畫虎不成反類犬。光是第一項要件「抗議對象係與政府或公眾事務有關之重大違法或不義行為」,就完全站不住腳,當時群眾係因立委張慶忠在立法院委員會將服貿協議備查案,由委員會送交院會審查,即便有「半分忠」之批評,但本質上這完全屬於國會自治事項,事實上,民進黨立委當時也準備在院會上翻案,何來違法?至於「不義」,純屬法官自由心證,三年來,國內各界對如何評判「三一八學運」,猶有諸多爭義,所謂「不義」,作為法官脫下法袍的個人信仰可以,作為判決,絕對不該。

從最基本的法治精神,乃至於最嚴謹的法律觀點來看,這樣的判決,是不及格的,是以司法的品質與信譽,為特定政治信仰背書,對整個社會的傷害,難以計量。果然,判決一出,很多人認為反年金改革的退休軍公教人員,反對一例一休的勞工團體,應該衝入立法院,因為這個判決將「公民可以不服從」定義為「佔領公署無罪」,難道這是法官當初寫判決的初衷嗎?
 
也有評論者提問,法官在判決中認為,拆下立法院銜牌,是對立院議事瑕疵表達象徵性言論,並不是以毀損立法院權力地位為唯一目的,應屬無罪。如果今天有人對台北地院的判決不滿,衝去拆下地院掛牌,因為拆牌只能算是對「法院瑕疵判決」表達象徵性的言論,並非以毀損法院權力地位為唯一目的,請問法官要如何看待?標準是否一致?
 
我們必須不厭其煩再強調一次:政治歸政治,法律歸法律。一個正常成熟的民主國家最根本的基礎,就在法治精神的貫徹與維持。如果法院將政治信仰與最大公共利益混淆,這樣的發展是很危險的,當然,台北地院的判決不是終局判決,我們期盼,未來更高審級的法院,能夠更注重法治精神的維護。或許這樣的判決在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,只是一個邁向更成熟的反挫階段,但是傷害終究是傷害,歷史會記住那三位地院法官的名字。

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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