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防安全

英國恐攻之另類反思

2017/06/05 by 筆震編輯室
英國恐攻之另類反思

 5月22日,美國歌手亞莉安娜(Ariana Grande)一場於英國曼徹斯特體育館舉辦的演唱會遭遇自殺炸彈攻擊,隨後造成近百人傷亡。面對此一事件,首相梅伊不僅將全國恐怖攻擊警示從「嚴重」(severe)提升至「危急」(critical)層級,這也是該系統自2006年8月啟用以來,第三度提升至此層級,政府並表示目前已採取「協調行動」(Operation Temperer)進行應變,暗示軍方已介入與警察同步作為。兩週後,倫敦發生連環攻擊案,3名持槍客駕車高速行駛衝撞倫敦橋上路人,隨後在鄰近地區持刀砍人,造成6人死亡,3名凶嫌已悉數遭警方擊斃。

    表面上看來,由於恐攻往往導致許多無辜者傷亡,當然絕非好事;但畢竟此種「無差別殺人」已屬異常心理範疇,難道不值得我們更深入去理解?
    事實上,自2001年911事件以來,恐怖攻擊對歐美而言已非新鮮事。面對此波恐怖浪潮,我們可從以下兩個角度加以重新省思。

    首先,恐怖攻擊之心理背景或來自某種「明顯無法彌補之相對剝奪」,近年持續深化的「全球化」則不啻是推波助瀾之最佳「幫手」。在資本主義體系與國家主權此消彼長下,加上冷戰終結帶來之和平紅利,大企業不僅推動了一股經濟全球化浪潮,由於管制衰退帶來之貧富(發展)差距擴大,既加深了發展中國家的憤怒與不滿,尤其在2008年金融海嘯衝擊下,甚至歐美內部亦瀰漫相對剝奪感;於此同時,以「第三波」為名的政治全球化,以及伴隨資本主義經濟擴散而來的文化全球化,一方面侵奪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制度選擇權,由於外來文明侵入所導致之普遍「傳統斷裂」現象,也讓部分人士深感憂慮。總的來說,正是在前述壓力下,恐怖活動獲得了充沛之心理支撐。

    其次,恐怖攻擊途徑的演變也值得注意。相較在1960-90年的「第一波恐怖主義」中,所謂恐怖分子來源相對單一(以激進派穆斯林為主)、較重視政治宣傳效果(經常採取劫機、綁架行動),甚至國家機器往往介入其中,自2000年代以來的「第二波恐怖主義」,顯然參與者背景愈發多元、更受益於全球化與科技躍進(例如更傾向跨國網路連結,工具亦更廉價且生活化),攻擊目的雖不排除宗教或政治背景,看來卻更具個人特徵(獨狼式)。換句話說,相較早期所謂「聖戰士」往往源自密集宗教動員的結果,如今則許多恐怖團體不過扮演誘導式之「教唆犯」角色,甚至只是事後出面搶功沾光罷了。

    更重要的是,儘管限於篇幅無法全面勾勒,恐怖活動背後確實存在相當複雜之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社會背景,亦呈現出明顯之行為內涵轉變,但此類深入剖析非但在主流媒體報導中幾乎付之闕如,對當前領導國家而言,往往也單純地將其視為「應被全面聲討之犯罪行為」,然後不斷思考並推出更全面嚴厲之圍堵與制裁措施;例如美國便於2002年以此為由,通過「國土安全法」並成立了國土安全部,近日擬全面禁止帶筆電上飛機的措施引發各界關注,至於日本最近通過的「共謀罪」法案也引起軒然大波(雖然並非直接針對恐攻)。

    總而言之,只看事件表面而不究其背景,且只重視圍堵而忽略疏導,這就是我們當前對於恐怖攻擊的主流對策。且不論這種「治標不治本」的作法看來就不太有用,豈不見恐攻事件已成野火燎原、隨處點爆之勢?從另一角度看來,或許藉此不斷強化「自由裁量權」的國家機器,才是隱形的最終得利者,但因此對民主所帶來的蠶食性危害,則又遠非一般人視野所及了。
 

◎作者為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東杰,兼任國防大學政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研究員、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第3屆副會長、復旦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兼職教授等。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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