兩岸關係

香港回歸二十年,何曾可能「不變」?

2017/07/01 by 曾柏文
香港回歸二十年,何曾可能「不變」?
2017年6月29日,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香港,準備參加「香港回歸二十年」慶祝活動。也在這天,《紐約時報》刊出專題報導指出,香港這個「曾經的模範城市」正「陷於困頓」;BBC 網站則刊出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 (Chris Patten) 的專訪,重申香港民主的重要,呼籲世界敦促中國信守對這片土地的承諾。
 
前一天下午,預計在7月1號回歸紀念日舉行升旗儀式的金紫荊廣場,則湧現了香港眾志、社民連、人民力量等團體成員;他們以黑布遮蔽金紫荊雕像,抗議中國未落實「一國兩制」並未落實。入夜後,警方逮補了二十六名抗議者,以「公眾妨擾罪」拘留。
 
二十週年的回歸紀念,開場前就註定滋味複雜。
 
港府慶祝回歸二十年的網站上,高掛「同心創前路」這個標語。但正如多數標語所照見的,恰是在現實中對應內涵的匱乏。「同心」一詞,對此刻香港也顯遙遠。
 
回歸的許諾與失落
 
1997年,香港結束長達 156年的英國殖民統治,移交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。忐忑的港人能握在手中的,只有1984年由前殖民主英國代為向中方協商出的《中英聯合聲明》——特別是第三條羅列的的「基本政策方針」。
 
這些基本政策方針包括香港的「高度的自治權」,「行政管理權、立法權、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」,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;生活方式不變」,以及涵蓋「人身、言論、出版、集會、結社、旅行、遷徙、通信、罷工、選擇職業和學術研究以及宗教信仰」等各項權利和自由。依該條第十二項,這些基本政策方針「五十年不變」。
 
但才二十年,「不變」的承諾便一再顯得勉強。
 
最先,2002年北京敦促港府落實《基本法》23條的立法,即被視為將傷害香港的言論與出版自由;隔年七一的五十萬人上街遊行,主要訴求之一就是反對23條立法。2003 年「更緊密經濟夥伴協定」(CEPA) 簽訂後,雖然對香港經濟顯有助益,卻也逐漸招致「使資產階級獲得好處、其他階級只能陪跑」或「造成香港經濟傾斜」的疑慮
 
CEPA 簽訂後隨即開放的陸客自由行,讓香港市民在生活中對於「回歸」有了最具體的感受。十多年內,每年到港陸客從四百多萬成長到破四千萬,雖然對部分店家帶來收益,但同時對香港交通與城市空間帶來巨大負擔,而因語言文化風俗落差造成的衝突更是層出不窮,換來「蝗蟲」之譏。更重要的是,陸客挾其雄厚購買力,急遽形塑香港城市地貌;針對陸客需求的金飾店或藥粧舖蔓延,租金上漲,相對擠壓許多香港老店的空間,也怠慢港人生活需求。
 
進一步投資置產的移民,則成為香港樓市價格一股顯著推力──2003年以來香港房價上漲約380%,不僅讓香港青年難以負擔,也轉嫁為香港百業的成本。即便法規制度不變,實際上感受到的生活卻處處轉變。
 
本土認同的崛起
 
「回歸祖國」的種種不適、生活改變,加以回歸後望向中國所不免看到的種種難堪,不免催生出與國家認同對照的「本土情懷」。這種情懷,最初反映在 2006- 2007年保留天星碼頭、皇后碼頭等事件中,開始浮現對香港記憶的珍惜。
 
2008年的北京奧運與神州七號發射,一度在香港心中創造出「與有榮焉」的感受,把中國認同拉到一個高峰,但隨即回落。香港社會學家趙永佳曾指出,當年京奧後隨即爆發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,造就赴港搶購奶粉的人潮;加以年初川震後,後續陸續出現諸如豆腐渣校舍等問題的報導──兩則重大新聞,可能都重挫了中國才在港人心中築起的形象。
 
到了 2009 「反高鐵」運動,本土情懷發酵為對「中港加速融合」的焦慮。而 2012 年的「反國教」抗爭,更引爆許多中產父母「唔好搞我個仔」(不要動我的孩子)的憤怒,把素來對群眾運動保守冷漠的港人,大規模地動員到「抵抗中國因素」的戰線。
 
一度,港人期待透過「爭普選」以落實自治,爭取政治主體性,扭轉操之於人的局面。然而, 2014年佔領中環 79天的抗爭,只換來集體挫敗、抗爭者路線的內部分歧,與「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」路線的失色。2015年底銅鑼灣書店的關係人連環失蹤奇案,撼動香港居民過去以為「有別於內地」的司法安全感;2016年立法會選舉候選人的資格審查,以「人大釋法」禁止個別當選者重新宣誓,形同剝奪他們的就職資格,則又進一步象徵,北京對香港政治空間的步步進逼。
 
近史可鑑,強勢壓迫,是催逼出弱勢者集體認同的捷徑──正如中華國族認同誕生於清末列強辱華,鞏固於日本侵華;而國府來台後的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,也是若干老一輩獨派台灣國族主義孕育的濫觴。。香港「回歸祖國」後滋生的本土情懷,在傘後的集體挫折中,進一步深化為「香港民族論」甚或「港獨」等本土基進政治主張。
 
2016年旺角騷亂,代表「和理非非」頓挫後,勇武抗爭路線的崛起;在素來對抗爭保守的香港,暴力路線素來難以討好。素料,本地民主前線的梁天琦隨即在新界東補選斬獲高票,折射出勇武本土路線已獲得可觀市民同情──但同時,這也增添溫和保守市民的焦慮,造成香港內部更深的裂痕。
 
當前,香港社會中沿著世代、政治光譜、基進/保守態度所切割出的裂痕,可能才是香港最深的危機。不管是已與一國兩制妥協,務實地在現有政制爭取空間,避免激怒共黨的溫和派;與建制周旋多年,堅持溫和抗爭的泛民主派;篤信和理非非無用,相信暴力與犧牲無可避免,昂然追求香港尊嚴的勇武本土派── 這些立場迥然的人,其實都相信自己在保護挽救香港,也都抨擊過其他路線斷送未來。
 
歷史還下不了判決;但理想之人卻已傷痕累累。
 
「不變」何曾可能?
 
其實,香港何能不變?對於鑲嵌在兩個變動世界介面的香港;「不變」的承諾,一直就只是安定焦慮的一廂情願。
 
香港開埠以來,即是以「南中國面向世界的門戶」的定位崛起;作為「門戶」,香港自然不可能自外於中國或世界的變化。早在回歸前,中國的革命、抗戰、內戰、文革,無不波及國境南端的這方土地;而國際上不管是殖民秩序的崩解、冷戰體制的成形與終結,也都一再牽動香港命運。
 
1997 回歸,香港揮別昔日作為大英帝國遠東轉口港的角色,重新嵌入中國的政經制度中。前者必然伴隨鄉愁,後者也必然涉及到中港兩種矛盾體制的磨合痛楚。光是這些,就已註定「不變」的期待,耐不住現實考驗。
 
再者,這二十年香港面對的世界,恰好踏入後冷戰時期第二波全球化的新局,面對不同尺度的機遇與風險。回歸後,香港先後撞上亞洲金融風暴、 2003 的SARS以及 2008 的金融海嘯,每回都對經濟造成重擊。其中最關鍵的是 2008年下半的香港,剛從北京奧運建構的集體共榮感中走出,就撞上環球金融危機的失控;這對於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香港,衝擊尤深。
 
觀察各種指標,2008年起,香港民眾對港府滿意度暴跌,遊行集會次數漸增,同時香港認同崛起,中國認同下滑。在種種可歸咎於中港融合、香港政制、中國醜聞等國內因素外,多少也能歸咎於當時經濟困頓造成的壓力。
 
更不用說,這二十年間的中國,經濟飛騰綜合實力翻了數倍,卻也鬧出不少有損國面的重大醜聞;更歷經江澤民、胡錦濤、習近平三代領導班子,經歷政治風格從豪邁、相對開明到緊縮的變遷。香港特首也換了董建華、曾蔭權、梁振英三任——中港衝突在2012年後的急遽升高,有跡可循。
 
甚至就在這次,二十週年的前夕,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表示,「《中英聯合聲明》作為一個歷史文件,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。」
 
二十年來的港台對望
 
回看二十年前,曾在四小龍的隊伍比肩齊步的港台,剛好走向背反的軌跡。
 
1997的台灣,甫在前一年完成史上第一次總統直選,三年後也將迎接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;解嚴後打開的社會空間,也逐漸併發出各種多元觀點與豐沛的社會活力。雖然民進黨的崛起,讓不少心繫中華民國命脈的人心憂;但就民主改革的動能而言,彼時台灣無疑正處於讓人欣喜的節奏。
 
然而在另一方面,政黨輪替後的台灣,卻開始陷入長期的經濟困頓、薪資停滯,逐漸失去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清晰定位。對比之下,香港不僅在英國留下的(語言、基建與跨國網絡)基礎上,抓住了那波全球化擴張的機遇;也在北京「打造香港為一國兩制」示範點的「讓利」下,獲得額外的經濟動能。

大約在2012年以前,台灣媒體對香港的報導,多著墨於其基礎建設的格局(如赤臘角機場、機場快線)、擁抱全球化與國際化的力度、經濟指標的成長,以及大學高薪引才的能力。彼時台灣人談起香港,語氣多少有著艷羨。而香港媒體呈現的台灣,則多是聚焦於國會打架、弊案、經濟疲軟等亂象;那幾年去香港,還常常被的士司機揶揄。
 
但幾乎,隨著過去五年香港各種抗爭的湧現,這種港台對望的觀感倏地產生逆轉。隨著香港層出不窮的抗爭,台灣媒體開始注意到亮麗的經濟數字下,香港嚴峻的所得不均、高漲的房價、惡劣的住房條件。2014太陽花運動期間,立法院周遭出現不少來觀摩聲援的港人。一句「今日香港,明日台灣」的口號,搭配各種黑暗證詞,更是倏忽把香港從昔日「經濟發展模範生」的光環中扯下,放在「中國因素受難先行者」的位置,供台人悲憫、警惕。
 
相對而言,許多心繫民主的香港人,開始關注、艷羨台灣民主化的軌跡經驗;更多媒體與遊客,則開始稱讚起台灣社會的價值多元、創意的蓬勃,以及處處充滿小確幸的生活質感。近年,明顯能感受到來台的香港朋友變得絡繹不絕。甚至,台灣還在一些調查中一躍成為香港人考慮移民的主要選項。
 
中國崛起,促成港台兩地公民社會與青年的互動;而兩地過去歷史的交織,剛好寫出一段「經濟發展」與「社會民主」孰先孰後的辯證。
 
香港故事,台灣能汲取什麼?
 
回望這二十年,台灣能從香港經驗汲取什麼?
 
首先、自然是看見「一國兩制」的侷限。其實若暫時擱置認同情感,在當前全球政治框架多元分層的趨勢下,「一國兩制」原本是打破「國本位」窠臼的創見;北京率先運用於香港,也帶著做給台灣看的企圖。但從香港二十年的實踐下來不難發現,倘若「兩制」或其下轄人們的價值反差過大,努力去維持一國框架,只會在制度介面(例如基本法的釋法)造成龐大張力,難以妥協。
 
就這點而言,解嚴後歷經民主化三十年的台灣,與中國社會在基礎價值的距離,更甚於中港之間;要能架出涵蓋兩岸制度文化的一國框架,不管在憲法工程的跨度,或是在社會心理的說服上,都更艱難。
 
其次值得警醒的,是從香港「不變」的幻影,反思台灣經常說的「維持現狀」。不管是香港要的「不變」,或台灣多數人偏好的「現狀」,總是面對不確定性下直覺的保守期待,背後的渴望也都是自主。但從來沒有永恆不變的現狀;而我們越把現實想像成某種穩定不變的現狀,就越可能錯失局勢變遷的跡象。真要確保自主,就必須持續關注變化中的局,動態而積極地調整腳步。
 
而不管是台灣或香港面對的局,北京政局總是關鍵。只是在兩地本土化情感浪潮下,似乎台港年輕人都有視中國事務「與我何關」的情感抗拒;但這卻正是最危險的。賽場上面對對手,沒有矇著眼打球的;偏偏台港當前不少年輕人,把中國一切都簡化成鐵板一塊的想像,不啻是矇眼面對中國。
 
再者,是見證世代認同形塑的速度。香港在史上從不曾真正脫離中國;不管戰前或戰後抵港的華人或其後代,在戰後絕大多數時間裡,也仍保有「中國人」認同。回歸後,香港的中國認同還一度在2008年攀上高峰,卻在過去十年內急轉直下,創造出一整個偏向本土認同的青年世代,甚至出現「香港民族」說。
 
這個例證,適足以凸顯作為「認同」的建構本質;如果站在尊重個人自我指涉的自由權利,則不管持有何種集體認同者,都應對社會上其他異己認同,有更體諒包容的態度,也將更減少社會上任一群人,以一己認同強制規範他人的暴力。
 
最後,從昔日在經濟發展上不如香港的自卑,到逐步發現台灣在政治文化上能提供參照的自信。台港足跡帶出的辯證,當足以明晰台灣人們過往在看似紊亂的集體選擇中,所逐漸體證的價值。
 
 
(曾柏文,英國華威大學社會學博士,曾任香港《端傳媒》評論總監)

 
作者

曾柏文

英國華威大學社會學博士,曾任香港《端傳媒》評論總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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