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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舒重觀點】從跛豪到追龍:香港電影的認同轉換

2017/10/15 by 舒重
【舒重觀點】從跛豪到追龍:香港電影的認同轉換
香港演員甄子丹主演的電影「追龍」。(照片來源:Donnie Yen-甄子丹 Official臉書專頁)


由劉德華、甄子丹主演,王晶身兼監製、導演與編劇的電影「追龍」,九月底上映以來,兩周內在亞洲地區已經累積5.5億港幣以上的票房,創下香港電影近年少見的火紅成績。

「梟雄傳記片」來自於尋根潮
 
「追龍」的原型是1991年麥當雄擔任出品人的「跛豪」,主人翁是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初期的香港大毒梟吳錫豪(1930~1991)。片中的「跛豪」改名吳國豪,「追龍」則改稱伍世豪。

「跛豪」在香港影史上的地位,不只是當年票房季軍,更掀起了以道上梟雄為主角的「傳記片」新類型。包括「五億探長雷洛傳」(呂樂)、「賭城大亨之新哥傳奇」(澳門賭王何鴻燊)、「四大探長」(藍剛、呂樂、顏雄、韓森)、「香港地下司令」(東方報系創辦人馬惜如、馬惜珍兄弟)等。
 
在港英殖民時代的香港,當局對「本港史」其實刻意忽視。直到1990年代初,因為主權移交接近,社會出現尋根懷舊、研究香港史的風潮,聰明的片商於是趁勢推出新戲。不過為了誇大故事戲劇性,也為避免得罪當事人後裔,所有主角都以發音近似的姓名代替。因此在香港以外的市場,人人對劉德華的「雷洛」耳熟能詳,本名「呂樂」反而知者有限。
 
然而1997究竟已進入倒數,因此仍然有一些片商避免觸及的敏感地帶。例如多部電影提到1956年親國府幫派的「雙十暴動」、與1966年天星小輪漲價引發的暴動,但1967年左派發起的「六七暴動」,或許因為考慮到未來「老闆」,因此極少在電影中出現。
 
事實上「六七暴動」時間將近半年,對香港社會影響極大:舉例來說,香港禁放鞭炮,就起因於當時左派「滿地波蘿」到處安置炸彈;香港警察也因處理暴動的表現,1969年獲得英國政府頒贈「皇家」頭銜,以往其實並不能稱「皇家警察」。
  
功夫片中的民族意識
 
由於甄子丹出身功夫片,即使演的是瘸腿的跛豪,在受傷之前,照樣有不少武打動作。功夫片,也是香港電影的一大特色。功夫電影的興起,當然要歸功於李小龍。從1971年的「唐山大兄」開始,李小龍在自己生命的最後兩年間,完成「精武門」、「猛龍過江」、「龍爭虎鬥」,把中國功夫推向全世界。
 
後人(主要是華人)提及李小龍功夫片,幾乎永遠將其視為民族主義的代表—即使現實世界的李小龍是美國公民,娶了美國白人妻子。他雖然師承葉問詠春門下,但自創的「截拳道」致力於打破門派,結合拳擊、跆拳道、西洋擊劍、摔角等各國武術,並對傳統武術的練習方式多有批評,絕不侷限於傳統的「中國功夫」。李小龍在美國時,與美國空手道大師如喬路易斯、羅禮士等人相知相惜,彼此切磋,更跳出華埠以往「中國武功不能教給洋人」的陋規。而李小龍的全球影迷,跨越國界、種族,甚至劇中大打日本人的「精武門」都能在日本受到歡迎。

然而,這樣一個被西方人認為超越國家、種族、門派界限的象徵,華人卻總把他侷限於「精武門」中的民族主義英雄陳真:摔破「東亞病夫」匾額,警告日本武術家「中國人不是病夫」,還飛踢踢破公園門口「狗與華人不得入內」的牌子,讓華人觀眾大快人心。等到李小龍去世,港台爭相拍攝李小龍傳記片與「仿李小龍」電影,但引用的許多資料都道聽塗說,而且一味強調中國民族主義;相比之下,西方人拍攝的李小龍紀錄片,嚴謹考證,又不斷強調李小龍的「超越性」,真是大異其趣。

等到1980年代,成龍、洪金寶的逗趣功夫片崛起,強調小人物的人性可貴,藉以替代超人與民族大義,這才漸漸將中華民族主義色彩淡化。1987年的「A計畫續集」,成龍飾演的清末香港警察馬如龍,對著革命黨人士講了一篇「寧可做小事,不要搞革命」的庶民道理,就是這個轉變的代表。
 
外國人角色形象與時代背景連動
 
外國人角色在大中華區電影裡的形象浮沈,深受時代背景的影響。例如1950、1960年代,日本還是中華民國重要盟邦,即使是抗戰題材,但也會出現如「最長的一夜」(1965香港電懋)之類,讓「好日本人」擔任男主角。
 
1971年,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,外交橫逆接踵而來,1972年日本也承認中共,從政府到民間,更自認是被「以怨報德」。在此氛圍下,同年的「精武門」大賣,後來的民初功夫片,反派也清一色是「洋人+漢奸」。國民黨營的中影公司,更接連推出多部以抗戰為背景的戰爭片。片中的日軍,不是折服感佩於黃埔軍魂,就是死在國軍槍下,讓戲院觀眾鼓掌叫好。
 
隨著民族主義的退潮,功夫片中的洋人不再清一色是反派,也開始出現「好外國人」。1991年徐克的「黃飛鴻」,片中的洋神父,不但替黃飛鴻作證解困,最後甚至為了救他而犧牲。1994年陳嘉上的「精武英雄」,同樣由李連杰主演。大壞蛋當然還是日本人(周比利飾),陳真的角色設定卻變成負笈日本的留學生,還與櫻花姑娘(中山忍)成為愛侶;由倉田保昭飾演的日本黑龍會高手,對軍國主義的不屑也溢於言表。
 
2006年,李連杰在于仁泰的「霍元甲」演出陳真的師傅霍元甲。片中霍元甲之死,當然還是日本人的陰謀,但日方高手田中安野(中村獅童)卻光明磊落,不但與霍元甲惺惺相惜,發現自己同胞下毒後,還攙起彌留的霍元甲,大聲向全場宣布:「霍元甲獲勝!」
 
然而到了近幾年,外國人在功夫片中的「道德指數」,又開始走下坡。2010年的「葉問二」,片中的英國拳王「龍捲風」極盡囂張跋扈,完全不把中國人當人看。在比賽中也屢次出現鐘響後出拳的賤招。到了「追龍」,劇情架構與「跛豪」的一大相異點,就是增加了集貪財、好色、羞辱中國人....等所有負面性格於一身的英國亨特警官。片子更不斷強調,英國人如何貪汙腐化,如何欺壓中國人。相較於廿年前,「好外國人」似乎又從功夫片中絕跡了。
 
究其原因,當然是出自中國崛起,大陸觀眾的口味,成為華語電影最需要考量的市場要素。每年大陸的抗戰劇總共要「消耗」七億日本兵,自然香港片商不能不起而效尤,雖然作不到如吳京「戰狼二」般,讓中國特種部隊打進非洲,至少可以讓歷史裡的外國人壞到掉渣子,最後死得愈慘愈好。
 
更有趣的是,如今在大陸,罵日本似乎是政治正確,似乎每個人都懷抱國仇家恨;然而從1972年雙方建交以來,至少前卅年彼此的關係,遠不如後來緊張。在北京還仰賴日本ODA援助的時候,自然宣傳機器不便過度地鼓動反日、不會火力全開提醒民眾關於抗戰的記憶。在這段期間內,日本性格男星高倉健,隨著1979 年「追捕」進入中國大陸,一度類似鄧麗君,成為改革開放初期民眾的集體偶像。
 
隨著中國大陸崛起,愈來愈不需對日本拿人手軟,愈來愈想要想要「走出去」;另一方面,日本右派也因北京的崛起,愈來愈鼓吹「中國威脅論」。交相激盪之下,在大陸與香港的電影中,外國人的奸惡程度,自然也就水漲船高,反正只要一灑「仇外狗血」,就是票房的保證。
 
2014年11月,83歲的高倉健過世,大陸社群網站上出現大量追悼的發文。然而一如高倉健在「鐵道員」中飾演的即將廢線小站站長,在他與世長辭之後,「好日本人」在大陸的主流戲劇中,也成了不復再見的明日黃花。
 
民族情懷當然是電影裡可以反映的一種情緒。但過於偏頗的扭曲,就無異於犧牲電影藝術來為政治服務了。
 

 
作者

舒重

資深媒體工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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